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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文化报庭审笔记:父母离婚15岁女儿两难

2017-07-09 01:44

  8月23日周二天气晴   地点: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(调解室)   主持人的话:   我最亲爱的读者们,我是一名报道政法新闻的记者。经常会出入法庭,与律师、法官、当事人打交道。   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,都不想身负官司,可触及法律,又不得不找法官说理。   法庭,就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,案子不管大小,都能够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,折射出不同人群的生活态度。   在法庭上,有正义也有邪恶,更有一段段情感与伦理的交织。铁的事实告诉我们,逾越法律底线的涉案人,最终背负的,是家人、朋友和社会的谴责,以及法律的惩处。   如果您无奈背负官司,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,希望记者同行,可与我在qq或微博上联系。当然,也有老办法,那就是拨打本报热线:0431-96618。   看一段官司,品百味人生。   这是一起离婚诉讼案,离婚的夫妻俩没有财产纠纷,焦点是15岁的女儿。   刘某,男,40岁。王某某,女,38岁。两人家都在农村,当初是奉子成婚。   女儿出生不久,刘某说与人在外闯世界,就到了外地,经常不回家,也很少给家里钱。王某某带着孩子几乎始终住在娘家。   孩子5岁时,刘某已经是常年不回家,有时王某某也找不到他。   日子就这样过着,直到女儿15岁,王某某也已经38岁了。她忽然发觉,自己除了女儿什么都没有,丈夫多年不在身边,她也习惯了,可这辈子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她向法院提出离婚。   经过法院调解,发现双方当事人感情已经破裂,无法挽回。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可分的财产,唯一的牵扯就是一个15岁的女儿。   刘某说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女儿,王某某说,自己肯定还要再嫁人。她已经把女儿养到了15岁,孩子也已经大了,而丈夫始终没有抚养过女儿,难道他就不该抚养孩子吗?   法院询问女儿的态度,但她始终一言不发。   最终经调解,女儿由母亲抚养,但男方要补偿抚养费共计4万元。   说说:参与调解的法院工作人员说,夫妻俩感情不和,离婚对双方也是有益处的,只是可怜了孩子。也许是家庭的不完整,造成了女孩少言寡语的性格。15岁,本该是一个花季年龄,可在她的脸上却始终看不到笑容。离开法院时,女孩挽着妈妈的胳膊,看着两个人的背影,让人心里有些许惆怅。   我不要女儿当我的监护人   8月22日周一天气晴地址: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(调解室)   王红与张芳(均化名)是一对母女。王红61岁,张芳33岁,住在长春市郊区。   这是一起有关家人之间的调解官司,缘起一个监护人的身份。   王红有三个子女,一个女儿两个儿子。   两个儿子结婚后各自单过,从2006年起,王红一直住在女儿张芳家。王红心脏不好,还有多年的糖尿病。她一辈子种地,没有其他经济来源。包括一些医药费用等,都是张芳一家出资。   这期间,就母亲的赡养问题,三个子女始终在争辩。王红早年丧夫,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长大,但两个儿子对赡养母亲的事既不出人也不出力。   张芳多次找到两个哥哥,希望他们能够一起赡养老人。但两个哥哥都说自己家庭贫困,没有能力赡养老人。   因为这,王红心中郁结,精神状态也不好,甚至有时还会胡言乱语。   2009年,张芳跟两个哥哥说,以后母亲就由她照顾了,她要取得母亲的监护权。两个哥哥表示同意。   2010年,张芳带着母亲到医院检查,医生说,王红并没有精神类疾病,可能是由于多年顽疾,造成她精神状态不是很好,需要一段时间静养。   住在女儿家时,王红发现两个儿子很少来看自己,过年时也只是送点年货便匆匆走了,也没给自己留赡养费。王红追问大儿子,大儿子说,小妹才是她的监护人,理应由小妹照顾她。   王红一听这话,又病倒了。   她希望两个儿子也能像女儿一样,善待她。而她现在却只能住在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家里。女儿一家也不富裕,她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女儿。   她向法院提出申请,表示自己没有精神类疾病,也有行为能力。希望能够撤销女儿对自己的监护人身份,两个儿子都应该有赡养她的义务。   法院的工作人员几次接触王红,王红的想法很简单,只想让两个儿子也养自己。法官跟她解释说,无论她的监护权在谁那里,三个子女都有赡养她的义务,但王红还是执意要解除女儿对自己的监护权。   最终,调解有了结果。三个子女都有赡养母亲的义务,解除了张芳对王红的监护人身份。   说说:王红虽然不懂法,但她懂“养儿防老”这个理。从她的表述中不难看出,她不想住在女儿家,她认为应该是两个儿子对她更尽力。这辈子,她一个人操劳,抚养三个子女长大。最大的愿望,就是希望儿子、女儿都能够孝敬她,这不应该成为一种奢求。   农民工受伤了   8月24日周三天气晴地址: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(审判庭)   刘大伟(化名),43岁,是个电焊工。他跟着一个包工队干活。   2010年3月,他在工作时不慎从高处摔下,造成腿骨骨折,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包工头给他拿了4000元住院费。   刘大伟摔伤后,就不能再工作了。后期近2万元的住院费用是他自己垫付的。他家里本不富裕,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,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   今年,他几次找到当时的工地法人,但对方却说公司是和包工头签订的合同,他受雇于包工头。   反复几次,刘大伟都没能要回自己的工伤费。   他将公司和包工头都告上了法院。   法院经过多方举证,最终有了裁定结果。   包工头支付8000元医药费,其中4000元已经垫付,还要再给刘大伟4000元。而公司需要赔付医药费、误工费等1.5万元。   三方均无异议。   说说:本案的代理律师说,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,他们的利益有时很难得到保障。有人不懂法,更有人干脆就忍气吞声了,这都是不应该的。要勇敢地说不,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法律的常识性问题也是他们务必上的一课。新文化报记者田贝尼